来源：中国青年报 作者：李培根 时间：2014-09-16

    “嗟乎！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！”今天，人们发出与韩愈同样的感叹。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拉大了，教师心中功利成分多了，学校中师德失范的现象也比以前多了。学生不像从前那样尊敬老师了，社会上甚至有把教授污之为“叫兽”的。嗟乎！师道式微矣！

    师道式微其实始于文革之前。从批俞平伯的《红楼梦研究》，到反右，到拔白旗等，当阶级斗争在教育中大行其道时，师道之地位可想而知。及至改革开放，拨乱反正，高考恢复了，大学照样办了，老师的地位也提高了，而师道却未能真正立起来。

    今年教师节前夕，国家主席球探体育比分_足球比分直播-【官网认证】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了一个讲话。他引用荀子的话“国将兴，必贵师而重傅；贵师而重傅，则法度存”来论述师道与兴国的关系。师道的回归与重建仍是中国社会今后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
    师道之首要当是师者的自尊与自觉。师者若自尊，当回归职业道德，恪守职业精神。把学生当成学习机器或教育生产线上的产品，敷衍于讲堂之上而钻营于功利之下，都不是教师应有的职业道德。至于极少数不讲诚信、利用教师职权从学生那里谋取某种利益甚至侵害学生者，则应该被剔除于教师队伍之外。

    师者若自觉，当在为师的职业生涯中升华自己的人格。怀着对生命的敬畏、对生命意义的尊重而面对学生，而不能把学生只是当成实现自己职业生涯的工具，而应该把学生当成赖以生存的伙伴。著名哲人马丁•布伯言：“把学生视为伙伴而与之相遇，根据对方的一切因素来体会这种关系。”正是在与学生的这种纯粹关系中，教师才能真正成为“人师”；正是在这种纯粹关系中，教师才可能具有真正的自由意志，那种不羁绊于权力和功利的自由意志。真正优秀的教师能够把“教”与“学”置于“让学生自由发展”的自觉中。这需要教师有一种情怀：在自己内心给自由留下广阔天地，让学生心灵给自由留下广阔天地。尽管多数教师很难达到那种境界，但至少应有一种氛围——那就是学校所提倡的并为广大教师所仰望的师道。

    欲重建师道，教育要回归，要高扬人道主义。当我们反思“文革”师道尽失的原因时，不妨设想，那时候若学校中的人道主义教育是充分的，若学生头脑中的人道思想起主导作用，即使有领导人的号召，文化革命也不会来得那么惨烈。正是“文革”之前相当长时期内，学校中人道主义教育的缺失，加剧了“文革”的惨烈。当阶级斗争之道高扬时，在学生头脑中存在的那点人道便会躲藏起来。直到今天，学校中依然存在人道主义教育缺失的状况。人道不彰，师道则不扬！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。

    欲重建师道，学生当回归尊师传统。中国本来是一个有悠久尊师传统的国家，但“文革”的教训却使我们充分认识到，悠久的传统在不当的教育下也会变得脆弱。尽管改革开放后被破坏的传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，但学校中的尊师却远未如旧。

    几年前，一位学生在学校的BBS上发帖子谈到“……读了几年之后，赫然发现，导师确实更像老板……”抱怨与不满之情尽现。不讳言学校中确有个别教师全然“老板”做派，而漠视学生利益的情况，可更多的情况却是有些学生不能正确对待导师要求自己做的工作，希望老师分派的工作与自己的论文绝对相关。其实，学生也要明白没有完美的老师，老师也肯定是有缺点的人，但老师身上的缺点不能成为不尊重老师的理由，当然师德败坏者除外。

    欲重建师道，政府要回归责任意识。今天学校中师道退化，政府有相当的责任。如某些教师身上存在的过分功利和职业精神缺失的现象，虽说教师要负主要责任，但客观上亦有政府的责任。政府规定的教师待遇太低，致使教师们不得不分心，琢磨如何多挣一点“工分”，多挣一点奖金。少数人靠觉悟，多数人靠政策，这大概是现实的道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政府缺少对教师的承认，制度设计上有偏差，也是一些教师过分追逐功利的原因。

    另外，学校中的行政化也是师道退化的部分原因。行政化导致学校中官气太重，官气重则必然影响到对教师的尊重。也许有人认为，学校的行政化是政府对教育过度负责任的表现。其实不然，恰恰是政府过度权力的意识作怪。政府对教育的真正责任是构建和维护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，最重要的当是尊重教育规律，尽量减少行政干预，这样也有利于师道的重建。

    欲重建师道，少数批评者及媒体要回归理性、回归社会良心。中国教育当然需要批评，但少数人以偏概全，故作惊世骇俗之语，则有损中国教师的整体形象。比如某大学若出一个骗子，马上有人说“XX大学豢养骗子”。教师这一群体中，好色甚至流氓成性者肯定有之，为何有人渲染院长们（也是教授）悉数不轨？

    中国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，相当一部分为大学教师，他们具有批判精神，关心社会发展，关心国家进步，而且绝大多数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这一群体中确有部分人有异质思维，但整体上他们的存在对国家、对社会是有益的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个别媒体把这一群体简称“公知”，极尽嘲讽、污名之能事。似乎公共知识分子都不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，“公知们一概主张以西方社会为蓝本”，照搬西方的制度。即使个别人有那样的观点，批那个人的观点就行了，为何让其他人都“陪绑”？在今天中国的转型时期，社会和媒体都需要理性的批判和批判的理性，这既是中国重建师道所需，更是社会良心所在。